摘要：美国《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1983年和1993年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为名，围绕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等议题，进行过两次大论战。这两次论战在传播学史上堪称经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较之以往传播学学术身份已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确定，但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从未停息。尤其是对年轻的中国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曾经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正在逐一显现。本文对两次论战中有关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 +范式的主要观点与立场进行了回顾、梳理与比较，以期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考。关键词：传播学学术身份研究范式

　　传播学无疑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新生儿。在外部，面对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它不得不一次次地检视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地位，以期获得身份认同的正当性。围绕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议题，美国《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hesion)为名，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进行过两次大论战，以特刊的形式刊出。相隔十年的两次论战，不但在当时引起了整个传播学界的大震荡，而且时至今日，余威尚存。首先，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传播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中如雷贯耳的大家，如施拉姆(Wilbur Schramm)、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卡茨(Elihu Katz)、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席勒(Herbert I. Schiller)、格伯纳(George Gerbner)等等，这些学者的观点与主张对传播学研究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其次，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参与讨论的学者，除了来自居于传播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美国之外，还有英、意、法、瑞典、匈牙利等，不仅使论战最大限度地融合了不同学者、学派和国家的观点，而且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其三，特刊中的论文日后成为许多院校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书目，在众多传播学论文与著作中也广为引用。但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对这两次论战的关注与探讨明显不足。本文将对两次论战中有关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主要观点与立场进行回顾、梳理与比较，以期为年轻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某些方面的借鉴与思考。“领域的骚动”1983年的特刊“领域的骚动”由格伯纳担任主编。这期特刊集中刊出了10个国家、41位著名传播学者撰写的35篇论文。讨论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一是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独立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简单易入”的大门或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各自为阵、相互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参与这次讨论的学者不仅对1983年以前的传播学研究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更对传播学的未来给予展望与期待。虽然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其1959年撰写、并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传播学研究状况》(Berelson,1959)中，无限痛惜地断言了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withering away) ，但“领域的骚动”的编者却乐观地认为，恰恰相反，一个重大的、全新的学科正在诞生，正在“发酵”，并希望此次讨论成为传播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罗森加兰特(Karl Erik Rosengren)在其论文《传播学研究：一个范式还是四个？》(Rosengren,1983)中对“骚动”做了详细解释：“确信无疑，这是一个骚动的领域。知识性骚动：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学者激烈地互相斗争，互相轻视，或者，小心谨慎地去寻找一个暂定协议。国际性骚动：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碰到一起，并且对对方奇怪的思维方式感到惊讶。来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数据和理论把文化多样性带入了知识观点的冲突之中。政治性骚动：激进的批评家、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保守的现状维护者用传播研究来扶持他们的政治争论。”事实证明了编者的远见。不但作为一门学科的“传播学”在1983年之后呈现出兴旺之势，这次讨论本身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施拉姆撰写的《传播学的独特观点：回顾性的考察》(Schramm,1983)一文开宗明义，首先肯定了传播学的学术身份。“对于已经建立起的‘技巧’领域，如新闻和演讲，因为欧洲学院模式的运用导致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而不是现有学科的扩展。”其次，该文肯定了欧洲批判研究在传播学中的重要位置。施拉姆把传播学称之为“学术的绿洲”，并认为“把美国作为这一新领域的全部是不公平的”，开始于1960年代末、被称之为“批判”传播研究的欧洲传播学研究传统，虽然规模不大，但质量很高。批判传播研究学者以内在信仰作为出发点研究传播问题，这些研究问题常常是传播社会效果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正如贝雷尔森所言，传播是他们“迈向更广阔研究问题的方便之门。”根据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把参与论战的作者分为三大“派别”：强烈支持经验研究的“经验派”，强烈支持批判研究的“批判派”和主张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的“中间派”。如果仔细辨别，在这些“中间派”中有些对经验研究更为青睐，有些则对批判研究有所倾向。“经验派”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的论文《什么骚动？：经验主义研究的挑战》(Pool,1983)指出电影、广播、电视等非印刷媒介戏剧性的发展让社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社会”，“这一社会变化给社会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媒介效果研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与纽曼的观点大相径庭，普尔认为，媒介效果的“大”或“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媒介效果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并形成一个“过程”。对于这类研究，经验主义原来的研究方式显得过于粗糙，无法检测出细微的变化。传播研究最大的进步就在于测量方式的提高，把原来被当作“噪音”忽略的细微效果变得清晰可辨，对长期效果的研究当然更为精确。普尔言辞激烈地反击了批判学派对经验主义研究的批评，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并非一种“旧的范式”，批判学派也并非“酵素”，它只不过创造了一系列的词汇，如社会体系、资本主义、实证主义、霸权等等，此外并无新意，事实上，“过去被称为经验主义的保守批评如今通常被称作经验主义的激进批评。这些批评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它不过是偏离了核心问题。”史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以《批判分析的批判》(Stevenson,1983)为题，从研究层次方面论述了“批判分析”的问题所在。他认为，即使经验式研究并不完善，但批判研究或许更糟糕，因为“我们能够意识到没有足够理论支持的数据，在知性上是缺乏影响力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不经严格且涉及广泛的经验式实验得出的理论，是充满争议的。”他指出，大众传播研究的欧洲传统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生态层次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即试图以对“社会”这个较高层次分析单位的观察来推论“个人”这一较低层次分析单位的状况。其二，批判分析试图把从一个单独社会体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总体的行为系统上，得出一个普适性的论断。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结论并不能得到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确认或核实，另一方面，即使这些数据是有效的，媒介所有权真的与社会效果有关吗？他认为，这一研究明显地忽略了控制、内容、使用、受众及效果等都可以独立于所有权，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回到了简单的刺激-反应论——所有权等于一切。“批判派”席勒的论文《信息时代的批判研究》(Schiller, 1983)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表明了对批判学派的支持。他首先提出，在技术与工业的变革时代，传播企业成为一个高投入的行业，批判研究应扮演起重要角色。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入后独立时期，他们意识到传播渠道和信息是统治结构的一个部分，是影响国家内部发展进程的有力手段。其次，在资本主义内部，信息成为一个重要且不断发展的元素，所有以信息为基础或与信息相关的活动都促使信息交换成为日常消费品。资本从旧的重工业转移到新的高科技产业。在席勒看来，“技术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并非中立，他提出“生产”(production)应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强调信息作品的生产而非个人消费和影响；关注权力的来源和运作，对历史进行不同的解读。基于市场有效性的传统研究，把个人变成了“受众商品”。其所谓的政治多元主义，表面看起来似乎可以使所有群体受益，但事实上并未揭示出美国及其他类似社会的权力真相。批判研究“可以让研究者直面权力所有者，检查他们的目标，监控他们的方法，评估他们的过程和产品，……并预测传播学领域的发展。”卡茨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的回归》(Katz,1983)提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骚动来自多种学科的“入侵”以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的回归。“这期间，发生在传播学研究中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停止了疯狂地搜寻证据，以证明媒介在短期内改变意见、态度和行为的能力。”首先，卡茨认为内容研究最能反映出传播研究范围的拓宽和短期效果研究的后退。内容分析的单位从文本(text)转向了类型(genres)。其次，“历史”再次进入了传播研究的视野，这就使长期效果，如媒介技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走到了研究的前台。卡茨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批判研究”这个词，但其言简意赅的论述无一不在强调拓宽“效果”定义、从短期的微观效果研究转向长期的宏观效果研究，以及在历史情境中进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基本理论上保持了与批判学派的一致。“中间派”哈洛伦(James D. Halloran)的《批判折衷主义的立场》(Halloran, 1983)一文提倡在经验式研究和批判式研究中寻找融合契机。他认为，即便是自然科学想要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都是不可行的，社会科学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每一种方法都应该给其他方法留下空间。不同现象，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需要用不同的观点加以理解。……在大众传播研究中不需要为‘多重观念的结论’(multiperspective diagnosis)进行道歉，实际上，我们应该试图发扬折衷主义，而不是寻找借口。”虽然他并不认可经验学派自我标榜的“价值中立”，但对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表示接受，不过应该去除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盲目性；他虽然试图辩解批判学派被指责为“不科学的”、“定性的”、“哲学的”和“有政治动机的”，但也主张必须抛弃“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格伯纳的“总结陈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虽然明显带有“经验派”情结，但就总体而言，依然主张选择一条折衷之道。他在结语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讨论什么是造成媒介影响的首要因素，如暴力这个结果是起因于媒介，还是失业、贫穷、新殖民主义战争等社会问题，就好比一定要讨论哪一条腿使一只三脚凳子站了起来。“‘首要’社会力量的问题把我们导向了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潜在议题：经典分析与新出现的唯物主义者分析方法之间的对比。”研究者不应该对选择、发展和使用任何适合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而害羞。通过这次讨论，格伯纳欣喜地看到，现在传播学者们能以更平衡的观点来看待方法论的问题。“把科学与艺术或人文主义学科相对立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定性-定量的二分法同样是误导。定性分析做出的区别与判断(如分类或分级)是定量测量的前提。二者不可分割。在方法上强调以个人取代社会全体为分析单位和以总体取代真切的个人体验都是不对的。不同层次和目的的研究需要不同的关注点和分析单位。”“领域的未来”1993年《传播学期刊》以“领域的未来——在分裂与结合之间”为题，用两期特刊的篇幅就传播学领域十年间新出现的问题与未来进行了又一次颇具影响的讨论。这次讨论共刊登出48篇论文，围绕5个争议性议题展开：1)该领域原有的论战大部分已经解决，新的论争尚未出现。寻找通用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渴望已经被更易接受的理论多元主义所取代；2)传播学既不能影响新闻和传播实践，也不能规划传播政策，未来它将更关注与社会相关的研究；3)传播学之所以缺乏学科地位，原因在于没有知识核心；4)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斗争依然在分裂着我们的研究领域；5)媒介效果问题仍然是传播学研究的黑匣子，依然在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编者把这两期特刊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观察报告”，他们发现传播学领域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时存在，研究范式之间依然相互作战。编者认为，传播学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半模式”：第一个是轮廓分明的行为科学，第二个是阐释性的人文研究，另一种规模小得多、只能作为“半个”的是传播政策研究。虽然议题有所扩充并进行了更精细的划分，但1983年的两大主题，“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依然是此次讨论的重中之重。相对于1983年的喜忧参半，1993年的讨论明显地表现出更多的忧心忡忡。不止一个学者用“不确定”、“分裂”、“困惑”描述了这十年间传播学的发展与现状：学术身份的归属摇摆不定，研究范式的斗争依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困扰。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论战的关键词则是：危机、反思与整合。危机罗森加兰特的论文《从研究领域到青蛙池塘》(Rosengren,1993)对传播学这十年的发展表示了不满。他强烈希望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结合，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两种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既不融合，也不对质(confrontation)，而是相互孤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给自足。因此，他无限遗憾地说，今天传播学的特征不再是“骚动”而是“分裂”。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学研究范式缺乏“累积性成长”，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与经验数据(empirical data)之间没有进行必要的互动。实体理论直接被用于解释经验性的事实和数据，而没有与形式模型相关联，甚至试图避开形式模型，这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因而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传播学中最有前途的研究传统也会局限在描绘性、叙述性等基本层面，停滞不前。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人文主义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克服对形式模型的厌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也应乐于吸收人文主义导向学者的建设性洞见。实体理论、形式模型和经验数据三者之间需要更强烈的“结合、比较与对质。”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的论文《危机中的传播学：理论、课程和效力》(Shoemaker，1993)以批判的视角评述了传播学在学术身份、理论和效力(power)上的危机。休梅克认为，在学术身份上，传播学迫切需要其他学科对其学术身份与地位的认同，而不仅仅是把传播学的主要功能视为培养从事实践工作的传播者。在理论上，传播研究者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假设，也有一些研究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因此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二是我们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其他院系从事传播研究的同事视而不见，我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次数明显比他们引用我们学科的多，因而，我们必须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中建立联系。在效力上，传播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受到公众和传播业界的双重质疑：你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吗？它们到底是什么？因此，休梅克提出，传播学唯有与其它学术单位和传播业界建立紧密联系才能在受到攻击时找到朋友。反思批判研究的后来居上已是这十年间不争的事实。对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尤其是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比较，其目的已超越了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决然对立，而是更多地反省研究方法本身的缺陷与不足，以使其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更好的运用与发展。格劳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论文《文化研究能够找到传播学的幸福真谛吗？》(Grossberg，1993)虽然也用“和睦”一词形容了传播学中传统领域与文化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但他却反弹琵琶，提出传播研究是最早吸收和为文化研究提供学术领地的美国学科之一，但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已经丧失了文化研究最根本的批判精神，已经变成了“传播文化研究”(communicational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因为文化研究轻易地做出了妥协，在传播研究的概念中重塑自身，在“传播”与“文化”之间划上了等号。文化研究因此淹没于传播学模式之中，成为了传播研究范式的另一种选择而不是严峻的挑战。他希望文化研究能恢复其应有的批判本质，让传播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在文化研究中感觉到一些“不适”，始终提醒我们“学科的边界永远不能成为问题的边界。”麦克切斯尼在《处于十字路口的批判传播研究》(McChesney，1993)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批判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文化研究在美国批判传播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但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弱点难以理解：一是批判学者忽略了过去200年批判性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整体传统，更多地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霍尔等人的著作中汲取观念，而很少研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的作品；二是批判的目的不应仅仅是阐释世界，而是改变或改革，但许多学者对过去200年中出现的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只是抱有一些陈腐的观念；三是批判传播研究远离其他学科的批判领域，也远离更广泛的左派知识社群。因此，他主张批判传播学者需要给予新闻学作为话语形式的特权，重视新闻学与民主的关系，要把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坚持自已的历史观念，在知识上和精神上保持清醒。整合这一次有更多学者表明了折衷主义的立场。但整合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范式，而是包括了传播理论的统一建构、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以及学科间的借鉴融合等更广泛的领域。克雷格(Robert T. Craig)用“自相矛盾”概括了传播理论的现状。其论文《为什么有这么多传播理论？》(Craig，1993)提出这十年间传播学研究依然充满着争执与困惑，依然在“骚动”。面对越来越多的传播理论，作者非但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认为，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正在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做什么；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状态；传播理论的表面繁荣，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理论。因此，现在以前更需要“反思”。他认为，出现如此多的传播理论，原因在于两个边界的模糊。一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边界的模糊，二是理论与实践边界的模糊。对于传播学的未来，克雷格提出了一系列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方式，让现有这些多样性的，明显矛盾的或不相关的传播理论模式进行更多创造性的对话。也许传播研究范式计划的更新可以减少我们的困惑并拓宽我们选择。也许传播学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性的‘实践学科’，在这个学科中，批判研究、阐释研究、经验研究和哲学思考、实践工作将把基本功能和功能的执行紧密结合。”因为每一种理论模式都存在偏见和局限，作者最后强调了理论间、学科间“对话”的重要性。郎和郎在《关于传播的观念》(Lang ＆ Lang，1993)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传播学依然处于在学术领域中开创一块属于自己的“小生境”(niche)的过程之中。传播学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人类传播的特性，大众传播的效果，以及媒介系统与社会的关系。每一个议题都有各自的研究路径。但是数据库和统计学的处理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替代的方法是让传播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更紧密的结合。传播学的未来发展需要打开新的领域、提供新的观念，而不是为自己勾画出明确的学科界线。罗杰斯和查菲再次合作，用对话体的形式撰写了论文《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聚合还是分离？》(Rogers ＆ Chaffee，1993)。罗杰斯力主传播学继五大传统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之后，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中被广泛认可的独立学科。查菲则认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balkanized)，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传播学院或新闻学院建立之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更多地在于技术训练而不是学术研究。罗杰斯反驳说，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着学科建议，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统一理论(unifying theories)。查菲则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虽然在对于传播学学术地位与现状的评价上两人有些许分歧，但在以下三个方面，他们却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一是对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立上重要贡献的肯定；二是坚持以历史的观念和眼光来评价、预测传播学的过去与未来；三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个意义上，聚合(convergence)或分离(divergence)并非两人对传播学基本认知、观念和发展趋势的争论，而只是对于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描述及评价的差别。

　　又一个十多年过去了，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已不再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焦点，但对于依然年轻且处于借鉴和探索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西方传播学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正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一一上演。例如，新闻学是“术”还是“学”？在学科归属上，新闻传播学应该纳入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传播学研究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孰优孰劣？新闻传播教育中核心课程与技能课程的比例该如何分配？等等。面对依然独霸一方的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和后来居上的欧陆批判主义研究模式，中国传播学研究何去何从？这两次论战不但可以为中国传播学的相关讨论厘清思路，扩宽视野，而且提供了某些启示性的答案。回顾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对中国传播学而言，回顾与分析这两次论战不但可以寻求借鉴，少走弯路，更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阔步向前。

　　参考文献

　　Berelson, B.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1-6.Craig, R. T. (1993). Why are there so man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26-33.Gerbner, G. (1983).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ritical: In one’s own fash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355-362.Grossberg, L. (1993). Can cultural studies find true happiness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89-97.Halloran, J. D. (1983). A case for critical eclectic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70-278.Katz, E. (1983). The return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51-52.Lang, K. & Lang, G. E. (1993).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92-99. McChesney, R. W. (1993).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98-104.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What ferment? A challeng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58-261.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Rosengren, K. E. (198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e paradigm, or fou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3), 185-207.Rosengren, K. E. (1993). From field to frog pon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6-17.Schiller, H. I. (1983). 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49-257.Schramm, W. (1983).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6-17.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46-153.Stevenson, R. L. (1983). A critical look at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62-269.

　　Controversy and Rethinking on the Discipline Identity and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tudy

　　Zhang, zhuo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famous controversies on discipline identity and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 1983 and 1993, which were named Ferment in the Field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They have become classic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from then on. More than 20 years later, to a great extent, communication’s discipline identity has been confirmed, but its paradigm is still in a ferment now. This paper retrospects,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se two controversies in order to present some useful and thoughtful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communication research.Key words: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dentity Paradigm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