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以“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收归私有等”为主要服务范围的“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在今年１月被依法查封，“侦探”们却又改头换面重施故伎。记者近日参与了有关部门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案件的调查取证，从中看到，婚姻调查服务取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有关法律、制度却相应缺失。专家指出，正因为这个矛盾的存在，才让所谓的“私家侦探”大行其道，“前仆后继”。
    
　　案例
    委托取证收费2.3万元
    ３月１４日，江苏无锡一名沈姓中年妇女来到上海，向记者哭诉了“私家侦探”给她带来的噩梦：沈女士丈夫有外遇，要跟她离婚。为了争取伤害赔偿权，沈女士被电视上“‘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上海分部”的广告吸引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底，她特地来到上海委托上海的一家企业为自己进行婚姻调查取证。但这家企业不久后被查封。到了２００５年１月，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原来“私家侦探”们换了家公司。1月１２日，这家自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无锡，与沈女士见面。在他们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国）上海侦探网”，名片背面列举了多项业务：“婚姻维权”、“证据搜集”、“诉讼执行”、“债务追索”。他们告诉沈女士：“婚姻调查取证这种小案子，一做就成。”并对她信誓旦旦：“一定要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这句话打动了她，于是沈女士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这家公司为她提供合法的取证服务，委托事项为“调查，婚外情取证”。委托费是２．３万元，沈女士先交了１．２万元。
    工作一天便失踪了
    收了钱，“私家侦探”们开始工作。但第二天沈女士拨打其中一人的手机时，发现他们已经返回上海。沈女士很不解，对方辩解说：“你老公下班后，我们就没有跟踪了，因为地形不熟悉。”还很不耐烦地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你不要多问。”
    沈女士很着急，她下了岗，靠打工维持生活，每月仅数百元收入，委托费全是借来的。她每天都给这家公司打电话，对方总在敷衍。春节过后，沈女士接到一个名叫周玲的女子的电话，称调查取证的事全由她负责了，要沈女士再交５０００元，作为“启动资金”。沈女士说：“我已经交了12000元了啊！”周玲答道：“前面交的钱归前面，我不管。”沈女士要求退钱，对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沈女士再三哀求，周玲说：“看你可怜，再交２０００元，我就去做，给你一个结果。”
    ３月９日，周玲来到无锡。沈女士回忆说，周玲态度很凶，收了２０００元，称没带收据，只打了一张收条。她还说，她公司“后台”很硬，“关系一直通到中央”。周玲“调查”了３天，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回上海了。
    挂羊头卖狗肉
    ３月１４日下午，记者陪同沈女士来到上海市工商局黄浦分局检查支队报案。通过上海市工商局的网上查询系统检索发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注册地在上海市奉贤区的企业，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并没有“调查”二字。
    记者随３名工商执法人员来到设在上海白渡路上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进门就见一尊硕大的关公像，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业务繁忙。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这家公司没有发票，只有收据。记者翻看了一下收据，委托取证的收费还真不少。    

    专家说法
    “私家侦探”为何有市场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婚姻调查”公司其实并不少见。工商部门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已涉嫌到个人隐私的调查，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从事这些业务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我非常理解受害妇女为争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计收集丈夫婚外恋证据的心情和做法。她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法律的保护，而相信这类公司，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无法保护她们。法律规定‘谁提出、谁举证’，没有证据就什么利益也争取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说，“那些名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实为‘私家侦探’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而公安部明令禁止‘私家侦探’也使这类公司转入地下，让不少人反而深受其害。”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高级讲师、唯尔福热线主持人周美珍也认为，“谁提出、谁举证”这一点对女方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开公司做生意的男人，如果他有防备，女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查清男方的财产有多少，也没办法去获取男方婚外情的证据。在离婚时，女方拿不出证据，财产分割对女方就非常不利，也无法争取到伤害赔偿。”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