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其中，2月中旬发生在广东的强烈的行为舆论，同时伴随流言的大量传播；4月下旬在北京也发生了较明显的行为舆论，但基本没有伴随流言的传播。比较这两次行为舆论，信息公开和公开的信息真实，是使舆论走向理性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简单讲述一下舆论的分类和流言的传播特点。
    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多数对舆论客体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时间的持续性，会对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舆论可以分为潜在舆论（未公开的意见或难以捕捉到的情绪）、显在舆论和行为舆论。行为舆论是指主要以行为来表达的倾向或情绪，例如抢购风潮、自发狂欢、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等。行为舆论的表达强度一般要大于单纯的显在舆论。当个人处于群体行动中的时候，个性减弱，受群体意志的支配程度加强，容易加入社会情绪的感染群体。非典时期发生的行为舆论起因主要是社会恐慌。
    在因恐慌引发的行为舆论中，大多伴随着大量流言的传布。无论流言是否有人故意制造，一旦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的舆论。法国研究者弗·勒莫指出：“流言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它的根子是人们感觉到自己缺了点什么，它又以模棱两可的感觉在扩展延伸，它存在的基础是使人希望对事物有进一步的了解或是对隐约感到的威胁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流言是公众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或某种现象积压到一定程度不得解决的一种应急反映，是公众为解决问题而无意中采取的一种无奈形式。
    广东2月间突发的抢购风潮和伴随的流言传播，便是一种典型现象。它的起因是非典信息不透明，官方所说的与人们感觉到的差距过大。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因而抢购风骤然兴起，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到处可以听到。流言不是正常的舆论形态，而是一种特殊的、畸变的信息形态的舆论。一些专家对这种这种舆论形态的出现有所分析，其中三个原因，可以说明这次广东的舆论现象。第一，社会表层与社会深层（基层、下层）之间严重脱节，社会深层群体替代了社会表层组织的基本功能。那么，结果就只能是社会深层自己“管理”自己，这就容易出现社会混乱、失控现象。第二，人们的信息需求大于体制性渠道的消息供给，或者为适应环境所必需的信息无法及时获得。第三，公众所处的环境存在较大的刺激性因素。广东当时的舆论就存在非典这个很大的刺激性因素，而关于非典的官方信息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并且造成公众对这种信息的普遍怀疑。当这两者同时存在时，舆论只能以流言和行为舆论的形态出现。
    在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关于流言传播的一个公式：
    R＝
    R是指流言（Rumor），i是指流言内容的重要性（importance），a是指所涉事情的模棱度（ambiguity），c（criticalability）是指公众对流言的批判能力。如果传播的内容对传播者很重要，涉及很大的切身利益，同时，传播者对其的了解又很不清晰，那么，越是重要，越模糊，传播速度越快越广；公众对所传播的事情了解得越清晰，或具有批判理性，能够辨别，那么，流言的传播就会遇到阻力。在这个公式里，流言内容的重要性一般是难以变更的，因为通常是客观存在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关于事情的清晰程度是可以改变的，公众对事情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提高。当时广东流言之所以很多，关键在于主渠道没有及时提供真实的关于非典的信息。那时传媒提供的“批判”文章，建立在信息本身不清的基础上，完全无助于制止流言的传播。
    4月下旬北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抢购风潮，它的起因是政府公开了关于非典的信息，但是信息是真实的。如此重大的涉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事情，以前封锁消息或信息不真实，一旦真相公开，非典病例的数字一下子增加数倍，并且每天以百计的持续数天增长，信息差过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紧张；因为必须少出门，储备基本生活用品成为大家共同的需要。于是，各种因素造成了北京商店的生活必需品被一抢而空的局面。
    但是，北京的抢购风潮与广东的很不一样，它基本没有伴随出现流言的传播，因为社会正常渠道的信息真实而清晰。大众传媒在疏解人们紧张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传媒立即采访北京各超市的后备仓库，证实那里货物充足，还采访了源源不断地开往北京的运输生活必需品的车辆，让大家放心购买。大众传媒并没有以“大批判”的方式批评这种抢购，而是以理解的话语谈论人们何以会有紧张的心理。于是，北京的抢购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公开真实信息确实造成了人们暂时的心理紧张，但并没有达到恐慌这个程度。几天后，北京舆论的主调变成了积极的配合政府抗击非典的声音。
    看来，原来一直担心由于公开信息而造成社会混乱的假设是不必要的，倒是隐瞒信息造成了真正的社会混乱。在5月的处理非典疫情的过程中，部分非典并不严重的地方出现了各种谣传，诸如某个哑巴或某个新生婴儿突然说话、用燃放鞭炮和挂三味中药可以防非典等等，由于社会正常信息渠道畅通，各传媒及时予以揭露和解释，这些谣传没有形成气候就被抵制住了。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谣言止于公开”的道理。
    及时、真实地向公众报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是不令人愉快的，可能会暂时造成恐慌，但它也能够调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克服危机。而隐瞒和慌报信息，即使目的是为了人们不惶恐，但效果恰恰相反，会带来社会恶性循环的混乱，因为人们没有了可以信赖的信息渠道，长久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恐惧。非典病毒是可怕的，而对非典病毒的恐惧的传播，比病毒本身的传播要快得多，也更具有破坏力。广东和北京先后在不同的情形下发生抢购风潮，由于发生的信息背景不一样，前者一段时间里无法揭开人们心理的结扣，后者很快转变为积极舆论。公开本身就是一剂处理危机的良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