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开放以来，浙江城乡的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浙江省也因此以“市场大省”闻名全国并称著于世。考察近二十年来浙江省市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远，非但为我国历史上所仅见，而且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亦极为罕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政府、学术界，甚至于世界学人的注意，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人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在别的省份，而是在浙江，仅仅用了短短的时间，使它的市场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这么成功?人们还想总结浙江省市场发展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昭示浙江省市场未来的前途和走向。人们更想揭示什么是哪些支配浙江省市场发展的经济规律和体制学原理?以便把它推广到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和全国各地。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对事实的把握。《浙江省市场志》正是以近20年的市场发展状况为重点，记述了有史以来浙江省市场的发展轨迹，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下面略述浙江省市场发展的概况并加以简要的剖析。
一、浙江省市场的缘起和沿革
什么是市场?最初，市场被定义为交易的场所。相传为孔子编定的《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中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市场的最早记载，距今约已有2600年的历史。但是，仔细推敲起来，市场还不仅限于交易的场所。譬如说国际市场，在哪里呢?很难说准确。假定有一浙江的工厂，通过江苏的外贸公司从上海向世界各地发盘兜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一日本东京的客户由美国纽约还盘至上海确定了这笔交易。货物由浙江运到上海港起运至纽约，日商将货物再转运至他在弗罗里达州的工厂或商店进行加工或销售。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无法确切指明所涉及的各个地点，何处为此批货物的国际市场。因此，准确地说，市场实为交换关系的总和。而本书所记载的市场，由于叙述上的困难仅局限于“交易的场所”。不过人们应当明了，这些市场发生的场内交易将下行，上行或外展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与那里的交易活动甚至于任何其他经济过程都具有千丝万缕和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这样看来，市场的起源是和交易同步发生的。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浙江先民最初聚居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随之是5000年前的良渚。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当时是否存在着交易和市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工已经存在，至少有种植业、畜牧业、捕捞业和手工业。从文献记载的材料来看，浙江的市集最初发生在绍兴。事实上绍兴是浙江境内最早的地方行政建置单位，相传为夏禹时代所建，叫会稽。在古代，这样的建置单位通称为“都”，为非农人口的聚居点，往往筑有城池。与此相对的是城池以外的地方叫做“鄙”，也就是乡下。至今流传的第一人称谦称“鄙人”，事实上就是“乡下人”的意思。一见面，先自称乡下人，如有什么礼数不周或言语失当之处，则对方也就是不至怪罪了。由于筑有城池，因此“都”也渐渐被称为“城”，作为非农人口的聚居点，交易的发生自在理所当然。于是就有都市、城市这一说。事实上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它们密切到不可分割的程度，以至后人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了。前些年县改市，当地政府和居民除了获有财政和市政上的好处外，还觉得级别提升，名声好听；殊不知我国自秦朝确立郡县制度以来，向来是县领导市，市的级别低于县，一直沿至民国；除了少数大都会以外，一概是县管市。至今日本仍保留着“都”的建置，仍然是“县”管辖“市”的体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浙江集市，是秦汉时期绍兴的“越大市”，位于今都亭桥南。但此外也不能无市，只是未见记载。至东汉，浙东一带水利和农业逐见开发，农业经济有了初步的成长。但当时的上虞人王充所著《论衡》一书中，未见有关农村市集的任何相关材料。经过晋、宋两代的南迁，浙江农村经济有了发展，开始有了少量的关于墟市、草市、集市的记载。特别是南宋的市集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总的来说还未形成有系统的农村集市南宋时陆游，去四川赴
任，由水路入蜀，记载沿途风物，著《入蜀记》。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后来市集非常发展的杭、嘉、湖一带的乡间，仍比较荒芜。直到明清时期，以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温黄平原为主，遍布浙江境内半山区甚至山区的农村市集与城市中的市场相联系，才形成有系统的市场网络。
《浙江省市场志》中记载着大量明、清时代的定期市集，即在农历每旬(十日)中有规律地定期集市若干日的集市。关于这个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ZW(〗《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by G.William
Skinner〖ZW)〗一书中，曾作了详尽的分析。按照他的说法，集中在各级城市里，每天开市的市场称为“中心市场”，是市集系统的最高层；广布于各个村落的零散交易是最基础的“初级市场”；而处于中心市场和初级市场之间的为“中介市场”，也即定期市集。按照施氏的说法，要支撑一个每天开市的中心市场必需有足够的需求，即“门槛需求”。当不足门槛需求时，只能形成间歇开市的“定期市集”。在这个范围内，需求量较大，开市日就较多、较密，反之，则较少、较稀。当然，可以想见，当需求量越过了“门槛”时，中介市场也就会发展成每日开市的中心市场。事实上，历史上浙江省市场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中介市场最初就是从村头交易的初级市场发展而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三、六、九市就会有二、五、八市，也就是说相邻的中介市场的市日互相错开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中介市场有自己的市场覆盖区。其范围，通常为赶集的人步行或乘人、畜驱动的车、船能早出晚归为最大半径。当市日关闭时，定期集市上的流动供应商(许多是货郎担)就有机会到相邻的其他中介市场上去做生意。所以，这种相邻市场互相错开的市日，是使供、需双方都能满意的按排。
事实上，浙江在明、清乃至于民国时期发育并成长起来的市场，是这样一个庞大而有规则的集市网络。问题是，这一市场体系是在怎样的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唐宋时期，浙江为全国重要的产量区。杭州是大运河的南端，而大运河是漕粮的主要运道；江南的粮食由此而运达北方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形，逐渐变化，至明清时期，全国的产粮中心移至长江中游，所谓“两湖熟，天下足”，即指这一事实。原来盛产粮食的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此时，改种桑、棉；如浙江的杭嘉湖，种桑为主，宁波则种棉花为主。此时，浙江的丝绸和棉布通过纵横密布的水路(运费很低)销往全国(所谓衣被天下)，同时浙江也从富粮省变成了缺粮省。这种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的“衣食大分家”；对于延续数千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浙江的集市体系由此而逐渐发育成长；随之而带动其他山货和手工业品交易的发展。总之，在商业的带动下，浙江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城乡居民的相对富裕程度也超过了以往，其代价为为减少了粮食为主的耕作。不仅如此，这种商业活动，在60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形成了浙江民间富有商业精神的传统，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建国以来浙江省市场的发展及其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8年末，浙江全省共有大小市场4619个，年成交金额约3400亿元（注：本书所载市场3953个，成交额3354.6725亿元，但其中缺温州市瓯海区和龙湾区的数据。）这一数字标志着浙江省市场的发展规模。同年浙江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4980亿元，市场成交额占GDP的68%。换句话说市场成交额几乎等于GDP中全部物质生产的总和(其余部分为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浙江的市场承担了实现全省工农业生产成果价值的重任。价值的实现，百分之百地依靠市场，正标志着我省(就经济内容来说)已初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
1998年浙江省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52亿元，各类市场成交额为其1.7倍。这表明至少占市场成交额42%以上的交易为生产资料和其他要素交易以及来自于省外的购买。这一事实说明浙江的市场，一方面业已扩展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诸多领域，另一方面与全国乃至于世界市场密切相关；既可以说它具有强大的辐射力，也可说它对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有很大的依存度。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各类市场的交易活动，浙江经济的状况将不堪设想。因此可以断言，在全省各种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交易活动对浙江经济的贡献，实属首屈一指。在我们用建国以来的事实详细说明这一点以前，先来看一下，浙江省年成交额10亿元以上的市场情况。
从表可知，年成交额为10亿至180亿的61个市场，占浙江省市场总数的1.5%，而其成交金额1794.35亿元，占全部市场成交额的53.5%；换句话说，其余占市场总数98%以上的市场，只完成全部市场交易额的一半不到。由此可见这些市场在整个浙江省市场体系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主体和导向的作用。在其中，最小规模的市场成交额，相当于杭州市最大的百货公司——杭州市第一百货公司(解百)的年营业额；而最大规模的市场成交额，则相当于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的年营业额的八倍左右。然而，浙江省市场能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下面，再来看一下浙江省市场发展的曲折历程。
表二，是建国以来若干年份，浙江全省的市场成交额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比。
从表二所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以前，从1961年到1978年，历经17个年头，GDP增长了202%，年均增长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35%，年均增长7.9%；市场成交总额增长了32%，年均仅增长1.8%。事实上相对于经济规模来说17年中市场成交额不进反退，其与GDP的比值从18%下降到7%，减少了9个百分点。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的发展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市场必然会随经济增长而发展的话，那么从上表的数据来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论断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把城乡交易活动视作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而加以严厉禁示。从1978年到1984年，也就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体制改革开始的6年，GDP增长了162%，年均增长2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68%，年均增长28%，市场成交额增长了212%
，年均增长35.5%。这一时期市场发展的速度已经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还远未恢复到1961年的相对水平，其占GDP的比重仅仅从7%上升到8%，仍比1961年的水平低8个百分点。这样看来生产活动的高涨，也不能直接带动交易活动的同步增长。事实上，这一阶段仍存在着对生产资料的市场交易和农副产品长途贩运的限制和取缔。学术界和媒体纷纷争论长途贩运是否投机倒把而需加以禁止的问题。只是人们已开始冲破禁令，但又不无禁忌地开展他们的市集交易和贩运活动。
从1984年到1989年，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五年间市场成交额增长了454%，年均增长90%，同期GDP增长了162%，年均增长3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75%，年均增长35%。这一时期经济规模和生产增长仍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度，但市场发展却以改革开放初期速度的300%，向前突飞猛进，致使其与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对比值，恢复并开始超过了1961年的水平，换句话说，交易活动对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先导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了。
1989年到1993年，从经济上来说是调整、恢复、再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GDP增长了126%，年均增长3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00%，年均增长25%，而市场成交总额却增长了337%，年均增长84%。这一时期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只时略为放慢而已；在其中市场的支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市场成交额与GDP的比值从“文革”前的1/15上升到了1/3，真正称得起“市场大省”了。
1993年到1998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来和党中央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这是浙江省市场发展最好的五年。市场成交总额增长了422%，年均增长85%。同期GDP增长了160%，年均增长3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95%，年均增长39%。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基本上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的过程。然而这一时期浙江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多数地方不同，不仅不减，反而比前一时期更快；唯一的解释是市场起了火车头的作用。这时，市场成交额与GDP的相对比值已攀升至68%；或者可以说浙江经济的增长中，有近七成是来自市场的贡献。同时，市场成交额也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大大超过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已经从经济内容上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上述基于浙江省市场发展史实的讨论，说明市场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在特定的体制条件下，单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的增长都不能促使市场发展。相反，真正的结论是：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而这一结论适用于一切存在着广泛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
市场交易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以外。就拿最被人们鄙视又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行为来说；这种行为在产地增加了一个需求，而在销地增加了一个供给；客观上起到了平抑物价，促进生产和满足需求的社会作用。个人获得了差价，也就是他创造的价值，作为对社会贡献的回报。事实上政府对价格采取的“限制价”或“保护价”的宏观调控手段，所起的作用也无非是扩大需求或增加供给。对大多数商品来说，存在一个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将会自动地做到这一点。
市场交易活动还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或者说资源的配制，确定最优化的标志。因为在频繁的交易过程中，会使厂商看清何类、何种商品赚钱最多，最快；从而促使各种要素——资源向生产此类，此种商品的产业转移。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调节过程。不仅如此，它还会使已经组合起来的资源，与最合理的经营管理相结合，在暂时不能调整资源的时间内，创造较多的效益。
总之，纵观浙江省市场的发展成就和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浙江省市场的发展，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催化剂，是浙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火车头。
三、浙江省市场区域发展的时间差及其经济意义
前面曾经提出过，为什么就全国而言，浙江的市场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这么好的问题。其实只要认清了浙江省不同地区市场发展的时间差的意义，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除了城镇中的菜市场和乡间的农贸集市以外，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集市，最早发源于温州地区的农村。
根据现有资料，浙江最早也是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专业市场是1979年8月温州永嘉的桥头钮扣市场。桥头地处半山区，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生产钮扣的工业，当地人并不富裕，没有什么资金实力，文化教育水平也不高，交通条件差，没有机场、铁路、水路通航里程很短，对外唯一的出口是村外104国道有温州至杭州和温州至金华的长途客运班车偶而停靠。这样一个地方，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条经济上的合理性，可以使它成为全国十二亿人口的钮扣集散中心。如果让计划当局的官员来作决策，做梦都不会想到它。然而，它竟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是为什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体制上的突破，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二是人力资源的动员，也就是沿袭六百多年的商业传统的发扬。这两者缺一不可。当然体制上的突破，此际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计划体制下，一切商品，包括针头、线脑无不列入国家的计划，包括它的生产和流通。对于某一商品来说，计划制定之初，当然也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且不说当初就不一定符合实际，即便当时是适合实际情况的，但实际情况却随时都在变化，商品的数量、价格、规格、型号，销地的人口，消费者的心理，运输的线路等等都在变。但计划形成后，谁都无力改变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框架以适应随时变化的实际情况。象钮扣这种商品更在计划当局的注意的重点之外，不客气地说也根本没有能力对它作出符合实际的计划。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地处苏南的国营钮扣生产大厂，积压了大量钮扣，而计划指令调销的上海国营百货商店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经营此种亏损商品，企业处于停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桥头镇的人们，把这些国营钮扣厂的积压产品全部包销运回来，再由成千上万的小贩，大包小包肩抗手提，坐汽车到金华，再沿铁路到全国各地的农村，翻山越岭，甚至到漠北和边疆去兜售。另一方，桥头镇素有经商的传统，也许是几百年来货郎担的传统吧，桥头镇民素习弹棉花和制蓑衣的手艺，常年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流动。“文革”期间又在桥头集市交易木材和票证。当时的“打私办”屡打不止。桥头处在温州、丽水两地区和永嘉、青田，温州市三个行政区划的交界部。因此贩子们在打私队来临之时，稍稍挪动即可循入他界而得安全。记得当时温州地区，类似的现象，极为普遍。象温州市区由于国营和集体的商业渠道无法对居民作出满意的日常供应，故民间的商贩盛行，但遭到当局的厉禁，“文革”中如此，“文革”结束后的初期仍是如此。记得当时曾组织成千人的纠察队扫除商贩，但温州居民纷纷保护这些商贩。因为他们从经验中知道，厉禁后不但不能买到新鲜的食品，而国营和集体商店里出售的少量食品，不但品质低劣而且价格也较商贩的新鲜食品贵很多。更何况从建国初直到改革开放前夕，30年中整个温州市所得到的国家计划投资只及全省计划投资额的2%。计划经济的实力和计划管理的威力相对来说都比较薄弱。这样看来，浙江的市场是从那些，远离城市计划中心，计划经济和计划管理相对薄弱的地方首先由民间的力量推动它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它的选择经营的商品也是计划体制所最不关注，因而控制最弱的品种。桥头的钮扣市场在经过三年零五个月以后，即1983年2月才由当地政府正式承认。
另一个较早的市场在义乌的稠城，起源于1979年末，也是由“货郎担”自发形成的小商品市场。不过当地政府在1982年8月25日，即已正式认可。稠城的条件较好，有火车停靠，所以后来能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品种小商品的全国集散中心。不过按理来说，金华市的运输条件会更好。
杭嘉湖地区的市场发生和发展要晚一点。这一带是浙江省计划经济的重心所在。拿杭州市来说，除了1979年10月和1982年分别在龙翔桥和“红太阳”出现了服装地摊之外，所有其它市场都起源于80年代末和(大部分在)90年代。绍兴的“中国轻纺城”也是在1988年始建的。上述事实说明，浙江省市场迅猛发展的初期其动力的源泉来自对计划体制薄弱环节的突破。
当然，市场所在地的人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呼应感，并且把他们通过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愿望付之于切实行动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上的差别，不仅在全省范围内已渐趋同一，而且也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消除，所以，人力资源，也就是浙江人善于经商这一点，将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一旦市场形成后，它不但成为商品集散地，而且同时也成为货币密度涨落的中心。换句话说，它也是资金汇集源。更重要的它同时还成为有关经济信息的汇集源。当体制原因在全国范围的消除后，其他看来更适合建立某种商品的专业市场的地方，一时还无法取代浙江。原因是缺乏具有商业传承的人力资源，缺乏资金，特别是缺乏信息。这也是近年来浙江人纷纷赴全国各地开设市场的原因。事实上，这些浙江人的基本骨干都是来自浙江各个市场的行家里手。因此，可以断言在未来若干年内，浙江的“市场大省的地位还是不会动摇的。
四、大商品，高科技是决定浙江省市场未来走向的关键
如果满足于浙江省市场的现状，永远处在小商品的框架内，则浙江省市场的前途甚为可虑。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后来居上。表三是1998年末全省各地区市场成交额的对比。
从表列数据可知，当体制上的障碍逐渐减退后，经济规模，生产技术水平，交通条件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会渐次上升。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的杭州，位列榜首。而总的来说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黄平原的中心城市和铁路运输枢纽地金华的市场成交总额和按人口平均的成交额都排在前面。舟山因地处海岛，情况特殊，故总额最低，但人均水平却高于丽水和衢州这两个商业传统相对较差的地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市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必需有特定人力资源和全国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绍兴的人均交易额名列于第一。其原因是绍兴的专业市场业已越出了“小”商品的范畴。本来，商品并无大小之分，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那些无关于国计民生命脉的商品，即使在产销上出了严重问题，在计划当局看来也不过是“小”问题而已；因此才有“小商品”一说。而绍兴以“中国轻纺城”为代表的主打商品是棉布和各类染织物。它同粮食一样被计划当局视为关系民生国脉的大事。粮食的产销，至今尚未完全放开，而棉布和织物则连生产都已放开。大中城市的国营轻纺业正在大规模的压锭减产，乡村中的纺织业已成了主力军。绍兴素以“染缸、酱缸、酒缸”等三缸的传统手工业闻名于世。因此绍兴的专业市场是有本地的生产过程作基础的。同时织物这种商品，不像其他小商品那样直接进入消费过程，它会引起一个再加工，再增值的过程。因此其市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更为巨大。可以断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轻纺城”的年成交额将会超过义乌稠城的小商品市场，跃居首位。改革在深化，科技在进步，而且我国即将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的市场运作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是交易费用将会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主要由进入成本和信息成本构成。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使得进入某一领域的成本变得很高；而传统的信息渠道又使买卖双方互相寻找的时间和经济费用的消耗变得很大。加入WTO以后，交易规则与国际接轨，许多领域的进入门槛将会放低，进入成本大减。过去浙江的市场搞小商品，因为重要商品不是不准进入，就是虽准进入但限制多、难度大，现在一旦允许进入，但是否有能力进入则是另一问题。譬如：资金市场，信息市场，科技成果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各种生产资料，高科技产品，要不要创造条件进入。北京有中关村、台湾有新竹等围绕电子、电脑技术的科技产品市场。这方面浙江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搞什么?怎么搞?都很值得思考。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技术含量很低的传统小商品上，则浙江的市场前景堪虑，最终会退下来的。科技的冲击也很严重。浙江省市场的未来发展应当运用已经积蓄的资金力量和购销渠道，运用科技手段改造小商品的生产，提高并改善小商品的效用。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小商品的生产都可以运用高科技手段。具体到某一个商品则要研究其经济可行性。希望更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业者从事这方面的开拓。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应予以大力扶持。另一方高科技的冲击还表现在交易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电话交易，特别是通过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的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然近几年中还不可能立即取代浙江的传统市场，但迟早会大大地冲击浙江省市场的传统交易；而且其到来的时间绝不会太久。国内贸易部的重要物资现已实行全国联网的网上交易。它很快会波及开来。浙江的传统市场要跟上这一科技发展的趋势，用网络化交易改造自己。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所谓网络商务，商务是中心，网络只是技术手段。关键是两者的结合需要高科技人材的介入。目前的状况是熟悉网络技术的专家正在为寻找合适的“商务”发愁，而另一方则从事大量商务活动的市场业主们都几乎没有任何网络的意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浙江的市场只有用网络技术来武装自己，才能在21世纪中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继续为浙江、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之，《浙江省市场志》汇集了历史上浙江地方志中关于市场的资料，广泛的收集和整理了建国以来浙江省市场发展的历史事实，展现了浙江省市场的光辉成就，同时为人们提供了各方面的启示及研究和思考浙江省市场未来前景的基础；是为概说。
郑绍昌
200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