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在沪、港等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其诚实守信的经营方针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成为宁波帮商业文化的独有特色。

　　办实业以诚信立身。王宽诚其父曾教诲子女立身处世，必须宽厚待人。诚实取信，对其有较大影响。他结束在宁波永丰猪行三年学徒工作后，转入江厦街源吉钱庄做放贷工作，事事处处以正直、敦厚、诚实取信于人，严格要求自身生活言行严肃端正，办事公私分明。1935年，王宽诚在宁波泥堰头与人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自任经理，对待职工，唯才取人，并订立各项规章制度，赏罚有度。不到两年，面粉号设分号于余姚、镇海、慈溪及宁波市区各区。后来，他到上海推出“维大华行”牌号，又与上海实业界极有名望的李康年合股开设中国钟厂，并任钟厂经理，创出“三五”牌商标，严格要求质量第一，精心制作，蜚声海外。

　　诚信为人，启动事业。旅沪宁波籍早期工商业家叶澄衷，年轻时在上海黄浦江上驾舢板为业。一天有个英国洋行经理雇其摆渡到东杨家渡，上岸时将一只公文包遗忘在舢板上。叶发现后，打开看到里面有美金数千元和金刚钻戒指、手表、支票簿等物，就在原地等候。洋行经理赶来寻找，叶把皮包交还给他，打开查看，原物无一挪动。他想到一个中国苦力如此诚实，对财物毫不动心，非常感动。他想给叶酬金，叶硬是不收，后拉叶帮助其做五金生意。过了几年，到1862年，叶积累资本独资开设上海第一家华人开的五金商号——顺记五金洋杂货店，后来号称“五金大王”。

　　质量精良，诚信海外。1932年，和丰纱厂经理俞佐宸为使其出品的棉纱在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与厂内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生产一只以“荷蜂”图样作商标的棉纱产品。由于质量优良，逐步取得市场信誉，销路很好。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洋一带华商还有人打听购买“荷蜂”牌棉纱。另外，20世纪初“实业救国”的宁波籍著名实业家陈万运创办三友实业社，以数百元起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多万元和多种品牌产品的近代中国著名民族企业。创办之初，确立“以质取胜”原则，当“三角”牌毛巾畅销市场时，有人建议原料改用当时国产的20支纱，每年可以节省成本30万元。但他认为名牌产品偷工减料等于自我毁灭，坚持从日本进口42支纱为原料，直到“三友”杭厂成立专门纺制优质棉纱。

　　诚信从业，降低风险。金融业巨子秦润卿曾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经历50多年钱业生涯，其经营方针为注重稳健，信贷讲究一个“实”字。放款之前，考察企业周详，从其前途以至负责人人品，都作全面了解。对客户的负责人，第一看是实业家还是投机家，后者不与之交往；做跑街时，不吃摆花酒、上馆子、送礼品这一套，客户知道他的爱憎，不敢使用不正当方法巴结拉拢。等到放款后，就把这家企业当作自己的实业一样，全力支持，即使这家企业受到市面影响，资金积压，周转失灵，也决不袖手旁观，从而使所放之款大都能收回。

　　良好信用，赢得商机。包玉刚把讲信用看做企业经营的根本。他讲，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的“言必信，信必果”的作风，树立良好信誉，得到银行家们的信赖，为其企业的兴盛发达注入活力。其成功之道就是“与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如他以初期经营金融业的稳健作风来指导他的航运事业，获得香港汇丰银行的信任。一次日本航运公司急欲租用船只，包告诉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桑达士，他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入一艘7200吨级的船只，然后将这艘船给日本公司租用5年，日本公司并愿意由其往来银行开立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资助买下该船，75万金额约为第一年船租，包打算用此信用状向汇丰银行抵押，借到款后去买船。桑达士认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说包如果能拿到75万美元的信用状，就同意借款。后包拿来信用状，桑达士表示折服。后来包成为汇丰银行的首位华人董事。

　　薄利经销，取得诚信。解放前宁波黄金足赤牌价完全根据上海金市。上海金市收牌价每两100元，宁波方聚元银楼店挂牌大约是售出102～103元，收进98～99元，进出相差约4元。但有时进多出少，价格就调为售出101～102元，收进97～98元。方聚元一进一出，两笔交易营业额为200元，而毛利仅为4元，已经是薄利。从中获得顾客的信任，认为购买金货不大会吃亏，碰上金价上涨时还能赚些。方聚元一方面货真价实，划一不欺，又笑脸相迎，百挑不厌，此后就声誉日上，生意鼎盛。此外，新宝华绸布店实行“薄利多销”的营业方针，在薄利上争信誉，在多卖上求利润，规定“著名商品贴价卖，大众商品平价卖，高档商品赚钱卖”。

　　诚信进货，树立信誉。商品精良是商业信誉的重要一环，宁波同仁泰百货店就十分重视，在进货时就很注意。由于当时民族工业很不发达，产品多用半机械或手工操作，同时原材料不稳定，影响到质量也不稳定。同一牌子甚至同一批、同一包，长短厚薄质量也相差悬殊。而同仁泰百货店进货时极少失误，又实行厂店挂钩，商品如有质量问题，可以直接与工厂商量调换。其经营方针赢得许多“回头客”。

　　计量上的诚信。新宝华绸布店专门设立复尺台，规定营业员做好生意，须填好三联帐单，注明单价、数量、金额，其中一联交复尺台，凭单核对单价和数量，存根则作为统计奖金的依据。不论大小商品，都不直接包装，必须经过复尺台这一关，这种做法得到顾客的信任。寿全斋国药号是宁波一家名闻遐迩的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坚持“货真价实”、“尊古泡制”的经营方针。接方撮药时，如一张处方要撮药五帖，其一味用三钱，就一次称一两半，分配第一帖三钱后，一定要复秤戥中尚存的一两二钱，再依次递减到第五帖，保证每味药校对无误，在处方单上签章后，方可包扎。

　　借款守信，扩大经营。做生意借款是常有的事情，而其中诚信作风也能对发展事业有帮助。同福昌帽扇店老板周芳兴非常注意守信用，向别人借钱，如借期为一个月，他总是到期前两三天拿去归还，从不拖延或展期。一次两次，别人就知道他很守信用。因为他守信用，把其名字“芳兴”称为“放心”，后来钱庄也愿意给他过帐簿。他对职工说：“天下三主，大如买主。”同福昌后被并入老三进鞋帽店。

　　其他宁波的老字号，如一言堂（以明码标价，不讨虚价，顾客毋须讨价还价，“一言”定买卖著称）、老三进鞋帽店、冯存仁堂药店等都以诚信为经营宗旨，这是宁波商帮得以在海内外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附1：宁波商家的诚信谚语、名言：

　　1.宁可做蚀，弗可做绝。

　　2.信誉招千金。

　　3.浇树浇根，交人交心。

　　附2：宁波的金融信用制度：

　　“过帐制度”是宁波商人创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帐的办法，类似于后来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其中当时信用放款中，既无物保，也无人保，全凭个人信用。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历来以信为本，注重信用，交易往来凭借当事人的人格为保证。相互信赖，向有“信用经商”和“信义经商”之谓，并有“信用码头”之称。各业商人在资金问题上把是否能从钱庄取得信用融通，作为自己的地位、声誉和鉴别衡量对方的一个标准。如果贷款需要抵押品，就无异于不被钱庄所信任，这对商人来说是大忌，此种心态在当时十分普遍。

　　宁波钱庄独资或合伙开设的主要是几个著名的家族集团，信誉昭著，股东负有无限责任。在历史上，宁波钱庄虽有兴废，也有停业收歇者，但所有存款都能一一理清楚，从无吞蚀逃避等情况。1900年，宁绍合道致信浙江巡抚文中讲：“溯查数十年来，宁郡钱庄虽有亏本歇业，他人之欠该庄者，未能按户收足；而该庄之欠他人者，必须扫数全还，绝无吞蚀、逋逃情弊，此不独为本埠商人所深信，且为各处商人所共信……”

    （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　高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