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沿海，有一个略呈心形的省份，她就是浙江。浙江是一块自古以来就生生不息的热土，远古时期就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期，分属吴、越两国。至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了吴国。战国时期，越国逐渐衰弱，约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败。公元前223年，秦国用武力灭了楚国，在原吴、越故地置会稽郡。从此，浙江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至公元1284年，元朝设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杭州，今浙江省当时分11路12属州54县。公元1366年，明太祖朱元璋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辖11府1属州75县。浙江版图与今浙江省境基本一致。清康熙初年，改称浙江行省，浙江省的建置至此完成。目前，浙江省行政区划分为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10个省辖市和丽水1个地区，下辖39个县、25个县级市和２４个市辖区。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古往今来，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壮大，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众多璀璨的群星中，更有不少格外耀眼的明星，上震九霄，下撼黄泉，名噪遐迩，影响百代，他们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奋进的师表。据统计，列入"二十四史"有籍贯可考的人物中浙江籍占了１２％；浙江籍的文学家载入史册的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当今中国的两院院士１０８３人，其中在浙江大学就读和任教过的就多达１１１人，占总数十分之一。
读史明志，浙江人十分重视以史为鉴，自东汉初年编纂《越绝书》以来，编史修志绵延不断。浙江人为方志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浙江也因此获得了"方志之乡"的美誉。
积淀深厚的方志之乡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像我们中国这样在拥有记载数千年王朝更替"正史"的同时，还拥有着数量浩繁、延续不断的地方历史文献--方志。
如果说记载着各朝各代兴衰更替的《二十五史》是"经"，那么这记载着我国各省、各县乃至某个乡村演变历史的方志便是"纬"。经纬交织，生生不息，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我们浙江则与这文化奇观有着不解之缘。
当第一部正史--《史记》在当时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成书后不久，中国的第一部方志《越绝书》便在远离王朝中心的东南边陲--山阴，今天我们浙江省的绍兴问世了。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这部由东汉初年袁康、吴平两人整理成书的《越绝书》，早已被明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认作是中国方志的鼻祖。它流传至今将近２０００年了。从那以后，在漫漫两千年的岁月中，浙江编修方志的传统绵延不绝，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现存宋代方志，全国总数不过２８部，其中属于浙江的就有１５种。
清乾隆年间，朝廷编修《四库全书》，采录全国各地方志，无论是数量还是卷数，浙江都居各省之首。
清乾隆、嘉庆年间，会稽县道墟（今属上虞市）人章学诚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他在修志实践中，总结前人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创立了方志学，为我国方志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被后人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的方志理论保存在《文史通义》这部著作里。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推荐全国方志佳作１２０种，浙江占了六分之一。
古人云：修志难，修名志尤难。大浪淘沙，经历漫长岁月的洗礼，所留下的这些历代志书，是浙江被称作"方志之乡"的最好注释。
盛况空前的新编方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志编纂工作长期未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６０年代初，像中共衢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曾把编修新县志列入工作议事日程，组建班子，开展县志编修工作。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浙江学刊》（１９６４年第２期）曾发表了以"三衢"署名的《关于编写新县志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被迫中辍。
１９８１年初春，"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百废待兴，浙江一批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开始酝酿这项被江泽民总书记称为"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之一的地方志编纂在方志之乡这块土地上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年的４月，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呈上题为《关于开展浙江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和建议》的报告，建议省人民政府重视修志，建立专门班子，从县志编纂抓起；成立学术团体，团结和组织地方史志工作者，统筹规划。浙江省出版局建议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编纂一套《浙江简志丛书》，以应社会之需。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批准这一出版规划，并发文要求各地区、市、县委宣传部予以支持。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魏桥、浙江人民出版社潘一平和余鸿业、林正秋出席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萧山、仙居、缙云、象山、建德、浦江等县开始建立机构，着手修志工作。社会主义时期浙江第一届方志编纂工作由此揭开了序幕。
１９年来，在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广大方志人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浙江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修志活动，开拓了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志工作的宽广道路，一大批以记载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为重点的地方志已经展现在全省人民面前，并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
——１９年的地方志工作，形成以省、市、县三级为主体，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众手成志的基本格局。
１９８１年开始地方志工作之后，省人民政府为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于１９８４年批准成立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附设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负责指导全省地方志工作。１９８５年１月，省社会科学院、省地方志编纂室召开浙江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举办方志培训班，４７个县、市以及省级有关单位的代表共７０余人参加会议。１０月３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各市、县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人民政府直属单位发出《关于批转省社会科学院、省地方志编纂室〈关于抓紧进行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报告〉的通知》，贯彻国务院国办发［１９８５］３３号文件精神，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同月，成立浙江省地方志学会。省地方志编纂室和省与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工作地方志学会的建立，使全省地方志工作开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
市（地）级修志机构，从１９８５年８月绍兴市、台州地区率先建立机构，至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１个市（地）均建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面开展市志、地区志的编纂工作。
县（市）级修志机构，全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后，各县（市）纷纷开始组建机构，开始修志。县（市）地方志编纂机构，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发展到３０多个；１９８８年发展到４９个；至１９９１年２月全部建立。
在市（地）、县（市）两级全部建立修志机构的情况下，省委、省人民政府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成立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长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规划编纂一套《浙江省志丛书》和《浙江省志》（精编本）。至此，省、市（地）、县（市）三级人民政府都建立了以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短短的１０多年时间里，从编纂县志、浙江简志丛书开始起步，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省、市、县三级同时全面修志。三级修志机构的普遍建立，为浙江省地方志工作持续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１９年来的实践证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是修志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地方志工作是一项系统的社会主义文化工程，离不开历届党委、政府的重视。哪里领导重视，修志事业就兴旺，就能出精品；哪里领导不到位，那里的修志工作，就困难重重，步履艰难。像一些历次在全国获奖的市、县志和省专业志都是和领导的重视分不开的。还有像杭州、萧山、余杭、洞头、鄞县等市县本届修志开始不久，在领导重视和支持下，开展年鉴编纂工作，保证了地方志工作的延续性。
——１９年的地方志工作，开拓了方志领域，获得重大成果。
新编浙江方志包含省志、市（地）志、县（市、区）志、镇（乡）志、村志、专志等系列，据不完全统计，共计出版志书１３１０种。同时，年鉴工作成为地方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累计编纂出版市（地）、县（市、区）综合年鉴１１３种；旧志的搜集整理构成本届地方志成果的一大方面；方志电子出版物自推出了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之后，在探索中前进。
省志系列 ８０年代初为适应实用急需，编纂出版了一套《浙江简志丛书》，共计９种。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立后，规划编纂多卷本《浙江省志丛书》和《浙江省志》（精编本）。《浙江省志丛书》已出版２０种，多数单位正在编纂之中。《浙江省志》（精编本），１９９８年成立了编纂指导委员会，确定了总编，目前正在拟定篇目，落实撰稿人员。
市（地）志系列 １１个市地全面修志。到目前为止，除１０卷本的《杭州市志》尚有４卷待出版外，其余１０种都已出版，市志全面完成已指日可待。
县（市）志系列 规划中的６９种县（市）志书已基本完成，出版的有６６种，尚未出版的仅剩３种。其中，民国期间和建国后新析置的县，本届修志中均编纂出版了第一部县志，填补了县志编修的历史空白。
镇（乡）志、村志系列 镇（乡）志、村志成为浙江新志的两大系列。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新编镇志６９种、村志４７种。
专志系列 在省市县志书出版的推动下，出版了《西湖志》、《普陀山志》、《莫干山志》、《烂柯山志》等一批专志。
专业志系列 省、市、县各部门在为综合性志书编纂提供资料的同时，编纂出版记载本部门、本系统历史的专业志。按种数计算，专业志在新编志书中占的数量最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的。有的还形成了全省性的系列丛书，如公安志、土地志等。据不完全统计，市（地）、县（市、区）这类志书总数达９２５种。这些志书的出版充实和丰富了地情资料，其中有不少志书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都比较高。
地名志系列 ８０年代初以来，由省、市（地）、县（市、区）地名委员会编纂的地名志，在浙江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浙江各村落的状况。其内容涉及村落的形成、人口的迁移、耕地面积以及各村落的人口、经济、文化等。同时，也是在浙江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引用宗谱材料，记述人口迁移、村落发展。这些地名志，虽只有《杭州市地名志》、《象山县地名志》等公开出版发行，其余均为内部印行，但对于研究一个地域社会发展弥足珍贵。
综合性地方年鉴编纂纳入方志工作 杭州、萧山、余杭、洞头、鄞县等市县在本届修志开始即把年鉴作为本级地方志的一项工作，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目前，近一半左右的市（地）、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在本届志书完成之后，主体工作已转入年鉴的编纂，为续志编修积累资料。１９９８年３月，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了浙江纪事年鉴指导委员会。１９９９年将开展首届年鉴奖评奖活动。
"旧志还家" 在修志过程中，浙江方志人重视历代地方志书的收集、整理，千方百计通过复制找回一批散失在海外的旧志孤本，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基本上做到旧《浙江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分别藏之于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办公室。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一批未见著录的民国时期编修的县志稿，并得到整理。校注出版了《越绝书》、《临安二志》、《武林坊巷志》、《太平古志三种》、《光绪仙居县志》等。一个时期内全省大规模地进行旧志整理，这在浙江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方志电子出版物出版发行 ９０年代，浙江一批地方志电子出版物出版发行。根据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积极探索地方志工作与现代化信息手段接轨的途径"的要求，浙江方志人作了有益的探索。省志办与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推出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以来，慈溪方志人与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推动地方志电子出版物的工作，随后开发出《新兴的城市慈溪》（内含《慈溪县志》、《慈溪市图志》、《慈溪风物》、《慈溪学术界名人》、《慈溪市１９９６年统计年鉴》）、《浙江古今人物大词典》、《浙江新编地方志资料集萃》（计划将此盘和另两盘组成《浙江省地方志系列光盘》，其内容将涵盖浙江省新编地方志的内容），另有数种大型志书，正在筹划中。
——１９年的地方志工作，造就一支热爱修志事业、熟悉修志业务、乐于奉献的方志队伍。
参加本届修志者来自各条战线，大多数是在缺乏修志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省志办提倡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自学互学，共同提高，在修志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支热爱修志事业、熟悉修志业务的素质较高的修志队伍。不少方志人成为当地通、行业通。从１９８７年起，地方志系统根据社科系列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至今已评聘高中级职称１６８人，其中高级职称１３４人，成为修志队伍的骨干力量。为了培养跨世纪地方志专门人才，在李铁映同志倡导、支持下，宁波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在历史文化系开设方志专业，全国统一招生，学制４年，成为培养地方志人才的一个新起点。
修志工作清苦、辛苦、艰苦。但当代浙江方志人具有甘愿清苦、乐于辛苦、不畏艰苦的敬业精神，潜身志海，铁心修志，殚精竭虑。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安贫乐道，与清苦、辛苦、艰苦、痛苦作伴，埋头苦干或带病工作，不少人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修志事业。如《绍兴市志》副主纂、《诸暨县志》主编刘效柏所言："志成事竟，头童齿豁。"为弥补清光绪《嘉兴府志》刊后到民国时期这百余年间嘉兴的历史资料，《嘉兴市志》主编史念花了两年时间，将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至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时长达７７年、４００册、４０万页的《申报》影以身殉职的蔡涉印本，戴老花镜加放大镜，全部查阅一篇，凡有关嘉兴大事，自己动手或请人摘抄卡片３０００余张约１０００万字。他因操劳过度，累得吐血病倒仍抱病工作。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６位方志人平均年龄６３５岁，他们１０多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扑在方志事业上，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在办公室工作。方志学家魏桥编审在《赞"台州式修志精神"》一文中写道："人皆为苦，他们为乐。尤其可贵的是在修志中，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团结一致，铁心修志，精心编纂，终于使志苑长藤上结出了空前的硕果。"《嵊县志》主编邬福民积劳成疾，县志出版不久就与世长辞。许多老同志，离（退）而不休，仍在为方志事业操劳。《临安县志》主编蔡涉１９９３年离休后，先后组织编纂《玲珑山志》、《青山湖志》、《青山水库志》。他废寝忘食，在冠心病时有发作的情况下，仍任劳任怨，超负荷地工作。他常说："方志是生命的延续。"为此，经常通宵达旦，直至病故的当天，还工作到凌晨５点，下午２时多出门为出版工作奔波，不料，未及家门，竟躺倒在自己家门口的楼道下，再也没有起来。
社会各界为盛世修志所感，以无私奉献资料为乐，以为方志事业添砖加瓦为荣。
修志人员团结协作，社会各界支持，是方志之乡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因素。多年来，浙江以三级修志为基础，团结有志于地方志事业者，开拓方志领域。依靠全省方志人团结协作，在完成本级志书的同时，完成了全省综合性志书的编纂。先后编纂出版了《浙江省名镇志》、《浙江省名村志》、《浙江省市县区辉煌二十年》。如果没有全省方志人的共同努力，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
世人瞩目的浙江志坛
方志之乡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当代浙江方志人来说，既是一种鼓励，又是一种鞭策。浙江方志人综百科知识，寻各方资料，奔走四方，采访考察，为浙江乃至中国方志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浙江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编纂出版的志书不论是数量、种类还是质量都名列全国前茅。在１９８６年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之前，《建德县志》已呈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１９９３年全国首届地方志奖评比中，浙江获奖志书１８项，其中一等奖６项、二等奖９项、三等奖３项。在１９９６年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点名表扬的市县志一共４种，浙江就占了两种，即《宁波市志》、《东阳市志》。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地方志奖评奖中，《绍兴市志》、《宁波市志》荣获一等奖。新华社多次发出有关浙江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电讯稿。
浙江方志人在修志实践、方志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志书收藏等等方面，取得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全国率先组织省内外专家评审县志稿的省份。１９８６年５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萧山县志稿》评议会。７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等５０多人参加会议。这次评议会开创了浙江本届修志在志书总纂完成后必须经过评审的先例。此后，全国有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修志单位到萧山参观、学习。浙江方志工作者魏桥等先后应邀赴兰州、乌鲁木齐、福州、苏州等地作学术报告。
全国编纂出版方志论著较多的省份。在方志编纂实践中，重视理论研究，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确保了本届志书质量不断提高。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初，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紧密配合，为提高修志队伍的理论素养，先后编辑出版《浙江方志源流》、《修志须知》、《修志讲座》、《修志实践》、《修志初探》、《新方志编目十例》、《浙江方志论坛》（１～７辑）、《浙江方志论集》等。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傅振伦、魏桥等一批省内外方志学家的论著，成为全国迄今为止出版方志论著较多的出版社。浙江方志人出版的方志论著主要有魏桥的《志苑十二年》、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俞佐萍《俞佐萍方志论集》、林志龙《方志探论》、毛东武《方志编纂学》、韩章训《普通方志学》等。浙江方志人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志编纂方面的思路，受到全国方志界的关注和肯定，有的已被广泛采用。如魏桥提出的"详今明古"、"志书要合格，又要不拘一格"、"开展海峡两岸修志交流"等，陈桥驿提出方志索引的编制问题等，对志书的编纂直接起到了指导作用。
全国最早提出要加强志书著述性的省份。早在１９８７年浙江方志人就十分强调志书的整体性。至９０年代，对方志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一种观点认为地方志即地方史，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这些观点对方志著述性的加强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亲自付之实践。绍兴县志办在上亿字的卡片资料、复印资料基础上辑成资料长编近２千万字，然后历时８年编就《绍兴县志》。该志分４册，总字数达４０９万字，成为本届县级志书中部头最大的一部。同时，该志视学术性为志书灵魂，著述并重；对大量的引文进行认真校核，并注明出处，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其"志书是一种资料性的学术著作"的观点。
全国第一个集全省名镇于一志的省份。１９９１年，省、市、县三级修志部门共同编纂的《浙江省名镇志》由上海书店出版。
全国第一个集全省名村于一志的省份。１９９４年，省、市、县三级修志部门共同编纂的《浙江省名村志》（上下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第一个出版光盘版方志的省份。１９９７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与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
全国编纂出版乡镇村志最多的省份。镇志编纂在浙江有着优良的传统。它发端于宋代，发展于明清。而明清的镇志编纂与市镇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洪焕椿编著的《浙江方志考》将"浙江乡镇志"特设为一卷，著录历代编修的镇志１１８种。８０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与其相辉映的是镇志、村志的编纂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新编镇（乡）志达６９种。而出现在浙江大地的编纂村志现象，则成为中国农民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到目前为止，编纂出版的村志已有４７种。１９９４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金华联合召开浙江乡村文化研讨会。１９９５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永康市河头村在永康联合召开中国乡村文化研讨会暨《河头村志》出版发行会议。浙江这种农民自发地开展村志编修，被中国农民史学家称为"农民觉醒的一个标志"。
全国第一个在县级城市建立方志馆的省份。１９９０年，浙江方志馆在旅游胜地建德市白沙镇（今新安江镇）建立。是年４月１３日，新华社发出《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专门机构--浙江方志馆在建德县建立》的电讯稿。
全国唯一在历史上以收藏本朝方志闻名的藏书楼中再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的省份。宁波天一阁是以收藏明代方志而名冠华夏的藏书楼。４００多年前，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不同于一般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注重收集当代人的著作。因而在天一阁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就特别多，为一般藏书楼所罕见。４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天一阁不仅仍完好地保存着，且设立了一个以"中国"冠名的方志馆，而促成此事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方志人、《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宁波市志》出版后，他便萌发搜集全国新编方志，在天一阁建立方志馆，让天一阁成为收藏当代全国新编方志中心的想法。从１９９６年起，他的设想付诸行动。在原有近百部藏书的基础上，个人出资向全国各地发函１８００多封，求购新编省、市（地）、县（市、区）志。为表明购书的诚意和决心，每封信他都亲笔书写，并盖上了他的私人印鉴。１９９７年６月，当收藏的新志书总数达到近千种时，他向宁波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成立"天一阁当代中国地方志馆"的倡议，并将这近千种新志书全部捐赠。此举得到了方志界同仁、当地学者、社会贤达和宁波市有关部门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天一阁博物馆决定将刚刚迁建于天一阁内的清代学者徐时栋的水北阁藏书楼作为收藏新方志的场所。同年８月２０日，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出席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明确提出天一阁应成为中国方志馆，收藏古今方志；本届获奖的１７８种优秀志书应全部入阁收藏。宁波市市长张蔚文向全国方志界表示了希望将天一阁建成全国方志收藏与研究基地的意愿。目前，新方志馆藏书已达１２００种，正式定名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
全国较早举办面向全国的短期方志研讨班的省份，为推进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１９８８年６月，省地方志编纂室、省地方志学会举办的第三期地方志研究班，黑龙江、宁夏、新疆、海南、青海、广东、福建、江西等省、自治区和本省的方志人共１５０余人参加学习。
全国第一个在高校招收４年制方志专业本科生的省份。１９９７年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李铁映同志提出"高水平的志书需要高水平的人来修"，建议在宁波大学设立方志专业。１９９８年，宁波大学历史文化系方志专业面向全国统一招生，为地方志事业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修志人才。现有本科学生１９人，来自浙江、陕西、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广东、四川９个省。
全国率先由国外汉学家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新志评论的省份。《绍兴市志》出版后，美国汉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专门撰文在《国际中国评论》上评介《绍兴市志》。这是第一篇由国外学者撰写并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新志评论文章。
"人撰志，志育人，书传世。凡事聚则显，显则著，著则传"。古往今来，对于文化的认同总是相通的。４００多年前，范钦建私人藏书楼，收藏地方志等书籍；今天，各方有识之士筹建新方志馆，宁波大学向全国招收方志专业学生，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千百年来方志之乡的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发展延续的文化良知使然。在信息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浙江方志馆、中国方志珍藏馆的相继建立，其目的不仅仅为了提供读者的查阅，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积淀深厚的象征，它释放出的是自强不息的民族之光。这也是当代浙江方志人为方志之乡在中国文化史上立下的一块丰碑！
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
"经世致用"，是从古至今编史修志的目的之一。浙江本届修志十分重视方志功能的发挥，力求使之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８０年代修志开始后，发现旧志中的不少资料可以直接为现实服务，于是省地方志编纂室就提请各市县志办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于１９８７年专门编纂了《方志功能面面观》一书，分港湾开发、城乡建设、资源利用、旅游开发、传统产品恢复、文物保护等１２类，记载１１５个方志发挥社会经济效益的实例，展示浙江修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１９９５年，１７号台风袭击浙江时，省志办提供了关于历史上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以及采取对策的资料，及时为现实服务，引起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１９９６年，当社会传言杭州将要发生地震时，及时提供关于近百年来杭州地震情况资料，稳定民心；浙江省和杭州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方志人积极提供资料，发表建议，受到采纳。浙东和浙南有的农村出现修家谱、造祠堂现象，省志办多次向市县有关方志办表明：要保存、利用旧家谱，但不主张普遍续修家谱；主张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从实际出发，用修村志代替修家谱，并通过报纸进行了宣传，取得较好的效果。《绍兴市志》成为人们必备的工具书，市志总纂成了地情资料的活字典。总纂任桂全被邀参与绍兴市的整体发展、保护、开发规划的论证和制订。并且被邀参与了旅游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文化发展规划的制订。
新编地方志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参观依据，是基本的地情书。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杭州视察期间要求看新编地方志。同年，彭真、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嘉兴视察工作，都提出要查阅地方志。
新编地方志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清籍人士沈国放在即将赴联合国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时，要求将家乡的县志及《莫干山志》寄给他。各级志书出版后，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如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宁波日报社联合举办"读市志、知宁波、爱家乡"知识竞赛，市民踊跃参赛，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舟山市及各县的宣传部、教委参考地方志的有关内容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部教育资料和地方自然、历史教材，使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推进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活动的开展。丽水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曾在《丽水日报》开辟"说古道今话丽水"专栏，以《丽水地区志》为基础内容，刊出文章３０篇；以"之最"形式从志书中选取人文、地理之最的资料，进行选介，刊登"丽水之最"资料６９条，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利用《丽水地区志》有关资料，在《丽水日报》开辟"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５０周年"专栏，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丽水地区的暴行，反映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先后刊登３７篇文章。
新编方志在内外交流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媒纽带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将《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１７种浙江地方史志作为礼品送给查良镛先生，并在《浙江地名简志》上题字。这是浙江方志人的殊荣。新编志书传播到海外、香港、澳门、台湾，引起了浙江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普遍反响，促进了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新编志书被在港澳台的浙江籍同胞和海外侨胞称之为"中国人的一本根。"如《舟山市志》成为夏阿国市长专程赴香港，祝贺董建华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的市礼。应香港甬港联谊会的要求，《宁波市志》被作为赠送香港甬港联谊会的礼物，以满足众多乡亲渴望了解家乡变化的愿望。《奉化市志》出版后，蒋纬国先后两次致信亲友，称该志"兼备史料与近况，编撰并著；引领盛意，虔弛谢忱"。说自己将《奉化市志》"正置书架上，当可随时翻阅查考"。除了蒋纬国来信外，前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毛瀛初之子毛昭定（台北企业家）一人订了１０本。国民党军界上校毛宗易一次订了６本，并积极向同乡推荐。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安子介，收到故乡寄赠的《定海县志》后，写信说："此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并汇出港币１万元资助。和合航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勤也汇出人民币４千元订《定海县志》５０本，并与父亲许之贵各捐款１万元，作为开展读志用志活动经费。地方志由于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受到一些特殊人物的关心。原国民党军统头目毛森回到大陆，就索看《江山县志》，仔细读了有关章节，连声说："共产党实事求是，了不起！"有的台胞竟一人购买志书２００册，唯一要求是负责寄去。青田县有关部门把《青田县志》作为珍贵礼物赠送给知名青田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台湾青田同乡会人士多次毫不掩饰地说《青田县志》是"海峡两岸青田同胞的共同文化财富"。台北青田同乡会理事、《续修青田县志》和《青田会刊》编委詹海峰先生说："我拜读再四，爱不释手，真的精采极了！……尤其是对海外侨胞的第二代，有莫大的助益的，因为现在在海外的人，把母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及早未雨绸缪，那么海外的后代也不知青田县什么了。"
新编方志出版之后，流传海外，成为海外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国情的地情资料。《安吉县志》、富阳县志》等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长兴县志》出版后，在较短时间内便销售一空，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等国外专家购阅后十分赞赏。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太田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总合政策科专任讲师秋谷裕幸在日本见到《云和县志》后非常欣赏，认为《云和县志》方言记载古音较多，记实性强，颇有研究价值，于１９９７年７～９月和１９９８年５月、７月三次会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曹志耘赴云和县进一步调查方言，１９９８年５月底在成都举行的《方言》杂志创刊２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浙江云和方言音系》发言，后在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方言》上发表。绍兴市志办先后为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友好人士答疑，提供有关的历史地情资料。其中有日本平成天皇与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关系的资料，鸦片战争以来的绍兴知府名单，绍兴任氏宗亲的迁徙和分布情况等。这些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绍兴与这些国家的某些历史渊源，对于加强国际交往，提高绍兴知名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志之乡修志深入人心，志苑百花争艳。实践已经证明，新编地方志工作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它有着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加强团结，无私奉献，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主持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浙江方志人将用热忱的劳动迎接新编地方志更加辉煌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