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翔等工作人员与精心保管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地母洞中合影(1942.5.10)

　　 浙江在线08月25日讯 (今日早报记者 王晨辉) “如果没有这么多前人的努力，这部《四库全书》，很有可能就落入日本人之手了。”说起抗战时期《四库全书》的“苦旅”，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童圣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存放于“南北七阁”，杭州文澜阁是其中之一。1912年夏，《四库全书》离开了文澜阁，被搬到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1937年，战争的烽火烧到杭州，为了保护这部古籍，《四库全书》开始了长达9年之久的“逃亡”旅程，从富阳、建德、龙泉到贵阳、重庆， 1946年7月5日才再次回到杭州。虽然一路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但这部《四库全书》基本没有受损，很好地被保存了下来。

　　战事逼近，古籍被紧急转移

　　夏末的西湖边，凉风习习，孤山路上，游人如织，而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依然宁静、安详，一如78年前的夏秋之交。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西湖边虽然还是一片安宁，但周围却已硝烟四起，沪杭线也不断遭到日机侵袭。童圣江说，他的老领导，当时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叔谅担心阁书被炸，就命令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

　　7月末，情势进一步恶劣，于是，陈叔谅决定8月4日开始运书，目的地为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

　　如果当年不把这些书转移走，那么，它现在会在哪里呢？童圣江说，这些书可能就在日本的某个图书馆里了。

　　童圣江说，对于《四库全书》这样的古籍，日本人也非常垂涎，他们曾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掠夺沦陷区的珍贵古籍并运往日本。1938年2月，这个机构还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好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

　　1937年8月1日，全馆职员集中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馆舍，点书装箱，一直到3日凌晨。共装有《四库全书》140箱，还有88箱的《古今图书集成》，加起来是228箱。

　　“228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一起，可以把一间五六十平方米、3米高的房子全部装满。”童圣江向记者打了这么个比方，而且书不像别的东西，特别重，搬起来很费气力。

　　8月4日早晨，这些书被搬离孤山，运到了钱塘江边，装了一大船，5日中午到达了鱼山。童圣江说，当时的船，是人力船，虽然杭州到富阳不远，但也要走一天一夜。

　　从鱼山的江边到石马村，有7.5公里路，而且都是崎岖的山路，车子没法行，工作人员就在当地雇佣了上百名工人，两人抬一箱，花了半天时间才抬到。

　　赵宅主人是当地一位富豪，因为刚刚新造了大房子，旧的房子暂时空了出来，这些书就被放到了其中，当时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毛春翔与一位工友在那里保管图书。

　　从富阳到龙泉，古籍辗转浙西山区

　　《四库全书》存放在富阳的时间非常短，1937年10月，日机频频轰炸杭州，在鱼山都可以清楚地听到爆炸声，阁书的安全顿时成了问题。于是，有人建议将书迁到建德。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君美诚出面，借了200多元，雇工搬运书箱到江边，装船向建德驶去。

　　相比起上一段水路，从富阳到建德，显得更为艰难。童圣江说，过了桐庐后，由于船重水急，很难正常行驶，毛春翔搭军车去建德，找到馆长陈书谅，由他请浙大派大卡车一辆，将书分批运到建德北乡松阳坞暂存。

　　没过多久，杭州沦陷，建德震动，将《四库全书》继续存放在建德，显然已经不安全，浙江省立图书馆又派出人雇民船将书运到金华，又找车转运到龙泉，暂存在龙泉县城中心学校。

　　龙泉虽然地处群山环绕中，但毕竟离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太近，而且离龙泉不远的衢州军用机场，已是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所以也不安全。1938年1月底，当时的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江，商议运阁书去贵阳保存的事宜。

　　为什么要去贵阳呢？童圣江说，贵州处于西南偏远地区，战事还不至于涉及，而且相对于重庆、成都，路途又更近一点，“当时重庆也频频受到日机轰炸，相对而言，还是贵阳比较安全一些。”

　　浙江方面起初还有异议，但战局紧迫，也只能同意。于是，140箱《四库全书》被运往贵州，而88箱《古今图书集成》则继续留在龙泉。

　　3000公里路程，历经险阻运抵贵阳

　　从龙泉到贵阳，是《四库全书》“抗战苦旅”中最艰难的一段，由于很多路段并未修建，道路迂回曲折，路程要比现在多一倍，有3000公里之长。这段路中，除了短短一程可借助于浙赣铁路外，其余都是崎岖的山路，有的地方车都开不过，还得靠肩挑、人拉和船运。

　　童圣江介绍，从龙泉到浦城再折回江山的路程中，要经过新岭、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二十多个镇。就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翻到了溪水之中。

　　这一车书有11箱，3000余册。护送人员急忙到附近村庄招雇工人，到溪里把箱子捞起来，再雇车运到江山县城，并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由于书在水中浸的时间久了，晒了两天，水滢如故，因为时间紧迫，参与护送的李絜非不得不将这些湿书装入箱子，重新上路。

　　阁书在1938年4月14日被送到了长沙，又在4月25日运抵贵阳，藏在西门外1公里的张家祠堂。此时，那11箱书还是湿漉漉的，这3000余册书，每册每页都必须打开垫上毛纸，再曝、晾，工作要求非常高。

　　贵州的气候异常潮湿，俗话说“天无三日晴”，阁书到达时是在春天，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负责看管阁书的夏定域带着临时雇工晒书，见太阳高照，赶紧快手快脚摊开，但往往刚摊几排，雨点就下来了，要以更快的手脚收书。大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艰苦的工作。

　　“由于当时处置得当，直到今天，这3000多册书还是品相完好，虽然仔细看还能看出一些水渍，但没有明显的损坏。”童圣江说。

　　时隔9年，终于再回杭州

　　从1938年4月25日开始，《四库全书》在贵阳度过了6年多，然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贵阳都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城市藏有这么一部珍贵的古籍。

　　“为了了解当时阁书在贵阳的情况，我们馆多次派人去当地了解，发现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情，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童圣江说。

　　然而，贵阳的局势也并不是一直这么太平。抗战后期，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直犯贵州。1944年11月，贵州告急。

　　1944年12月4日夜里，毛春翔接到通知，说中国军方已派坚固卡车6辆，来帮助运书入川。12月6日，6辆卡车准时赶到，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书箱下山，装车。12月8日清晨，车队出发。12月23日，《四库全书》完整运达重庆青木关。

　　《四库全书》藏于当时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瓦房中。四大间屋子在山麓，均朝东，地势高适合藏书。而且部长公馆有4名警卫，备有武器，安全亦不成问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阁书回到浙江进入议事历程，但是由于运输困难，经费紧缺，此事还一度搁浅，一直到1946年4月，这项工作才正式展开。

　　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青木关。7月5日，经过50天的颠簸，这部古籍终于回到了杭州。